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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丝织与刺绣——前言

时间:2019-07-30       作者:       点击量:1,208       发布人: 长江文化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寿终正寝,一般要度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在此期间,人类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智慧的中国人用“衣食住行”4个字就基本上涵盖无遗了,由此可见衣也就是服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地位。
        的确,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与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表现出风格鲜明的特征。内容宏富的中华服饰文化,是中国漫长历史里每个历史阶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又是科学,更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和功能的文化载体。
        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而且还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众民少数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团结大家庭,在华夏大地广袤的疆域里,在不同的历史价段,在不同民族内部,由于社会发展进程不一,自然条件和气候状况千差万别,风俗习尚各有千秋,所以反映在服饰本身及由此而衍生的服饰文化肯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首先,是特定的民族心理、风格、气质、个性的物化反映;其次,它更再现特定的时代风尚、民族宗教和信仰崇拜,或是对某种历史功绩的纪念的生动体现,代表着当时人们对理想王国的寄托、追求和向往。
        通观中国的服饰文化,更以其美、雅、艺、精、智的特色,著称于世。所谓美,即指中国古代服饰艺术的美,渊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美化生活;所谓雅,即指中国古代服饰艺术,具有东方艺术的美韵,更独具万物生机的内蕴和礼仪化、典雅化的特色;所谓艺,即指中国古代服饰的繁多式样的图案,艺术地再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天人合一的定则;所谓精,即指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以最简洁的文化要素和服饰线条,展示生活的美感与社会人伦的风范;所谓智,即指中国古代服饰精巧的设计、巧夺天工的制作、独特的款式和品位标志各种服饰礼仪与禁忌,均是中华民族群体智慧之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现。
        具体而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深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窄衣大袖、漆纱笼巾、幅巾,北周、隋唐的软脚幞头,五代至宋的展脚幞头,元代的古古服、质孙衣、左衽袍,明代的圆领窄袖袍衫、六合一统帽,明清官宦的补服,清代的旗袍等等,织料各异,工艺各别,雅尚纷呈,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其特有的内涵和艺术美韵,显示了古代人们杰出的的科学、艺术成就,而且还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其文化核心,以“用赏性”为其文化心态的中国服饰文化传统。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摇篮,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巧梭慧针》一书所作的长江流域服饰丝织文化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地区已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人们在此劳作繁衍、生生不息,创造了独具风采、足可与黄河文明并肩媲美的长江文明。在长江文明的宝库里,服饰文化特别是丝绸文化更是其中最为夺目的明珠之一。
        不断出土面世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和黄河流域人们一样,已经初步认识并且开始去利用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如蚕丝、麻、葛等作为人类早期服装的面料。
        尽管有关蚕及蚕丝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迄今已知的考古资料,更有力地支持长江流域是中国最早进行植桑、养蚕、治丝的地区。在认识蚕丝、葛、麻这些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的特性以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纺轮作为纺绩纤维的工具。纺轮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纺线工具,是现代纺织业里广泛使用的纺锭的鼻祖。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很多纺轮上都刻有纹饰或施以不同颜色的彩绘,光彩夺目,令人爱不释手。仅从彩陶纺轮的装饰这一点入手,就可以说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纺织业的进步与发达。而精心彩绘、充满艺术气息的彩陶纺轮,似乎也昭示了长江文明浪漫、放达的先声。
        继原始纺线工具—纺轮之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掌握并使用原始纺机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中华民族的前列。
距今6 000多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木器,包括木刀、圆木棒、木杆等,做工精细、形制规则、保存完好。经过对比研究,它们与目前生活在云南的彝族、海南的黎族仍在使用的织布腰机上的构件几乎一模一样,应当是原始腰机上的打纬刀、卷布木辊和提综木杆。这些出土的木器基本上可以复原成功为一架性能完好、工作正常的腰机。浙江余姚河姆遗址出土的原始腰机,说明在纺织技术方面,长江流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走了中国的前列。因为原始腰机的出现,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纺织技术的诞生。自此,人类才正式踏入穿着服用纺织品的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服装样式,目前尚难确定。据汉代学者郑玄等人推测,这时的人们已经基本走出了“未有麻丝,衣其羽衣”的时代,进入了戴冠穿衣、佩挂首饰的文明生活状态,此即《易?系辞下》中所谓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乾即天,坤即地。天在凌晨未明时为玄色,上衣像天而服用玄色;地为黄色,下裳像地而服色用黄色。这种上衣而下裳的服式以及上玄而下黄的服色,就是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服饰样式与颜色。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一阶段人类上衣下裳的基本形缺点和玄衣黄裳的基本色泽。而与服装配套使用的饰品,我们却又可以通过地下出土的文物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
如果从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红色穿孔饰物算起,服装的饰物与服装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发生、发展的。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里,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饰物,材质包括石、陶、玉、骨、蚌、角、木等,种类包括发饰、耳饰、项饰、佩饰、臂饰、手饰、带钩、额箍、面饰、冠饰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饰物出土的数量、种类远胜于黄河流域地区,以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为中心区域的良渚文化各个遗址出土的各类饰物尤其丰富,可视为长江流域同期服饰艺术的佼佼者。
        品种丰富、造型精美的服装饰物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发展水平当不在黄河流域之下。
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社会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夏朝统治的400余年间,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夏亡商立,商朝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继商之后,周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生产力较之商代更有大幅进步。
        夏商周时期特别是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变化,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服饰也不例外。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桑”、“蚕”、“丝”、“帛”等象形文字,还由此衍生出100多个有“系”字偏旁的字。除了这些单字之外,还有一些有关蚕桑的完整卜辞和祭祀蚕神的卜辞。河南安阳大司空商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都出土过玉蚕。这些甲骨卜辞和玉蚕,昭示一个准确无误的事实:商代已经具备比较进步的丝织技术。
进入周代,随着分封制的确立,等级观念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也渐次产生。如此,衣冠服饰也就慢慢突破原来单一的实用性功能,渗入了区别尊卑、昭明身份的社会性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到各个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春秋五霸此起彼落,战国七雄合纵连横。与这种政治风云相适应,各阶级、各阶层和各集团的代表人物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诸子百家所诘辩的论题主要是天人关系、今古关系以及礼义法度等等。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纷争,也对当时的衣冠服饰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主张一切言行举止包括衣冠服饰都必须“约之以礼”,以维护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荀子就直接提出:“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儒家还特别重视服饰美,认为只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这种对服饰社会性功能及服饰外部美的追求,受到了道家和墨家的非难和诘问,如庄子就提出“圣人被褐怀玉”,强调人内在的道德美、品格美。而墨子则直接指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他主张服饰及其他生活器具只求“尚用”,不必追求奢华修饰,更不必拘泥于繁缛的等级制度。
        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论辩,反映到当时的服饰文化方面,就是异彩纷呈,各行其制。诚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言:“晚近之世,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墨子?公孟篇》则进一步具体化:“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服饰风格迥异,特点鲜明。实际上,检之文献,还可以发现很多有关列国之间不同服饰习俗的文字记载,如齐国自齐桓公始,规定举国上下皆穿着紫色服装,导致紫色衣帛一时“洛阳纸贵”,出现了“五素不得一紫”的局面,即五匹素色丝帛抵不上一匹紫色丝帛的价值;魏国的风尚的男子内着黑衣,外罩白衫,黑白分明;楚国流行戴高冠,即屈原在《楚辞》中所谓:“冠切云之崔嵬”。赵武灵王更是独树一帜,别出心裁,他效仿胡服,改易服制,领一时风气之先……等等。
        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服饰文化上的差异性,使得我们更有可能对长江流域春秋战国这一时段内的服饰文化作出比较准确的勾勒与描画。我们选择的研究方法是以考古发现的地下材料为主要线索,辅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尽量全面地捕捉当时服饰文化的点滴信息,努力复原当时该地人民衣冠服饰的风貌。为此,我们选取了地处长江中游的古代楚国的服饰文化作为研究、解剖对象,试图达到知微见著、以窥当时各地服饰文化全貌的目的。
        长江滚滚东流,冲出西陵峡口,“其流奔放肆大”,进入丰腴肥沃的中游地区。而正值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崛起于长江中游地区。楚人在公元前11世纪立国之时,还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蕞尔小邦,但在以后的几百年间,楚人“筚路蓝缕”,奋发图强,一跃成长为一个泱泱大国。在楚国的鼎盛时期,曾经领有东达东南沿海,西至川东,北抵河南、山东,南邻广东、广西的广阔版图,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此时的楚文化已经具备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此后直至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表率。
        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在我国古代同时期众多的区域文化中,楚文化一枝独秀,领先同侪。楚人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取得了罕有其匹的成果。特别是在服饰方面,楚人丝绸刺绣艺术绚丽斑斓、惊采绝艳,其惊人创造力与想像力令人难以想像。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大批丝织品,充分地展示了东周楚国服饰文化的高超技艺与审美趣味。马山1号楚墓因此被誉为先秦地下“丝绸宝库”。
        如前所述,楚文化在东周时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楚风所及,余韵悠长。因此,我们以楚国服饰为研究对象,剖析东周时期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服饰文化的发展状况。
        公元前221年,秦军灭掉齐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并起,长期分裂割剧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建国伊始,痛感列国制度不一,各行其是,一派车涂异轨、律令异法、田畴异亩、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混杂局面。于是,秦始皇下令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端正风俗,全国出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有序局面。但秦王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公元前202年,便被刘邦建立的汉朝所取代。
        汉朝建国之初,衣冠之制未备,如帝王百官参加祭祀,仍沿用秦朝旧制,不分尊卑,均穿黑色之衣。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历经文帝、景帝、武帝数朝,一直有官员上书朝廷,奏请更改历法、服饰等礼仪制度,但因国力空虚,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长江流域地区的文化形态基本上可用“既承秦制,又袭楚风”这8个字来概括。那么秦及汉代早期长江流域地区的服饰情况又是怎样的面目呢?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服饰文物,证明了斯时斯地服饰文化“既承秦制,又袭楚风”的鲜明特征。
        东汉明帝永平2年(59年),根据《周官》、《礼祀》、《尚书》等文献记载,“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在这一年举行的祭祀汉光武帝仪式中,明帝及公卿列侯依次服用冠冕、衣裳、玉佩、履舄。皇帝冕服用12章,三公诸侯9章,九卿以下7章。从此,礼服之制有章可循。也就是说,从东汉开始,随着封建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全国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强化,包括服饰在内的各种行止都被归入严密、有序的制度格局中。这些制度反映在历代官修史书上,就是《舆服志》、《车服志》、《礼仪志》、《五行志》、《仪卫志》中的相关内容。舆原意是车箱,后引申为车,服即衣冠。舆服在古代是车乘、章服、冠履的总称。舆服制度也是每个朝代巩固国家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舆服志》体裁首创于《后汉书》,此后的《晋书》、《旧唐书》、《宋史》、《全史》、《元史》、《明史》直至《清史搞》中都辟有《舆服志》。《舆服志》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每个朝代关于车乘、章服、冠履的有关规章制度、尺寸规格、款式形制及颜色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记录了历史进程中服饰的演变、发展情况。
         正是在如《舆服志》所记载的严密制度的规定下,东汉以降,直至清朝,各个朝代的服饰被严格地限制在舆服制度制订的框框之内,按章执行,不得逾越规矩半步。所以,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内,长江流域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以外的服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趋于一致。所谓大同,就是在严格服饰制度规定上的统一风格;所谓小异,就是因为气候、物产等自然方而的原因,造成服饰上的一些细微差异,如北方草原及东北地区人民多穿着毛皮,中原人士多服用布帛,而长江流域地区人民好用丝绸;又如,因气候的原因,北方服装一般是大袖长袍,而南方服装一般是窄衣短裙,等等。
        可以说,自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地区的服饰在全中国服饰文化的总格局中,特征不彰,风格不显,甚至直可说是乏善可陈。倒是长江流域地区的丝绸文化一支独秀,大放光彩。自东汉以后,长江流域的丝织技术突飞猛进,丝织工艺花样百出,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成为中国古代丝绸文化宝库里最璀灿、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值得大书特书
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长江文明也是一支体系自成、内涵丰富、风格鲜明的区域文明。同样,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是中华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服饰文化里特色分明、风格别具的重要支系。
而这,正是《巧梭慧针》一书所要阐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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